《檔案》20240306我們是全天候朋友 紀念“三個世界”理論提出50周年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不僅改變了戰后兩極體系的觀念，突破了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同時戰略地指明了中國外交將以反霸權為主線，團結第二世界，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也為中美關系的恢復、中國外交空間的拓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探究這一理論的由來，它是隨著毛澤東對世界大勢不斷深入研究，歷經 “中間地帶”、“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總結而得出的。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
“二分世界”還是“三分世界’’?——‘‘中間地帶”理論
毛澤東縱橫馳騁于國際舞臺，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對峙、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中國作為太平洋沿岸地區重要國家，在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位置，歷來是世界陸權大國與海權大國爭奪的重點。自近代以來，中國屢次成為西方列強瓜分與宰割的對象。如何改變中國的歷史命運，建立一個獨立、自主和強大的新中國，就成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目標。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毛澤東通過對全球戰略形勢的冷靜觀察，提出了他對世界戰略大勢的獨到見解。 1946年8月，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了關于 “中間地帶”的理論。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在這里，毛澤東不同意世界戰略格局中“二分世界”的方法，提出了“三分世界”的觀點。在毛澤東看來，二戰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充滿著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美國是反動勢力的堡壘，積極推行控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擴張政策，叫囂美蘇戰爭，而蘇聯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在這兩大戰略力量之間，存在著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了 “中問地帶”。
毛澤東進一步談到，美國在沒有壓服這些“中間地帶”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所以，“中間地帶”國家與美國的控制和反控制是世界矛盾斗爭的焦點。中國處于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上，是美國企圖控制的主要亞洲國家，中國革命的勝利將打破美國全球戰略的布局，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深刻揭示了當時世界政治斗爭的本質，指出了雖然戰后美蘇對立的局面正在形成，但世界主要矛盾還不是美蘇矛盾，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是美國力圖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因此，“中間地帶”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毛澤東實際上希望，以各國的獨立自主和民族解放運動來牽制和削弱美國的力量。為此他說：“只有這個斗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這一理論從根本上明確了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的地位，指明了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敵友關系，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確立“反美倒蔣”戰略的理論基礎。
同時，這一理論突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強烈的主體意識，反映了中國革命與戰后美蘇對峙格局和它們兩國的關系，包含著不贊成蘇共限制中共發展的政 策。因為，當時蘇聯擔心中國的解放戰爭會加劇與美國的矛盾而引發世界大戰，要求中共向國民黨政府妥協。而毛澤東堅持把中國革命放在超越蘇聯的戰略之上，不受美蘇戰后雅爾塔格局的束縛，選擇符合中國利益的戰略。
“一邊倒”還是“一條線"?——“兩個中間地帶”理論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從“中間地帶”理論的邏輯出發，選擇了站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的“一邊倒”戰略。但是，當時相當多的民族主義國家，在掙脫殖民統治之后，仍維持了它們對兩大陣營的中立立場，形成了一股中間力量。在國際斗爭中，如何爭取這股中間力量的問題便凸顯出來。
20世紀50年代中期，發生了兩件大事對世界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萬隆會議，表明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二是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西方陣營內部英法和美國的矛盾。
正是這些事件，引起了毛澤東對“中間地帶”理論的重新思考，并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就蘇伊士運河事件指出：“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
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在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中說： “我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不可能再出現基馬爾式的土耳其那樣的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么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 沒有其他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觀點只適合于一部分國家，例如，中國、土耳其。對于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家卻不適用。它們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也有許多這樣的國家，將來還會多。”
1963年9月， 毛澤東明確提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
在這里，毛澤東從世界戰略關系的視角指出，在美蘇之外的國家都是中間地帶，中間地帶按照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后國家，一部分是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國家都與美蘇有矛盾，隨著它們自身力量的發展，日益成為一支獨立于美蘇之外的力量。
此時，美國由于深陷越南戰爭，在與蘇聯的全球爭奪中處于守勢。尼克松上臺后，出于對付蘇聯的考慮，爭取拉攏中國，頻頻發出改善關系的信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及時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做出與美國改善關系的重大戰略決策。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結束了長達20多年的敵對狀態，兩國尋求建立對抗蘇聯的戰略關系。
1973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提出了關于“一條線”的戰略設想。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所謂“一條線”，就是依緯度劃一條橫線，建立連結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這種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斷，表明了毛澤東對國際戰略問題在認識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即放棄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的思維方式，突出圍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要地位，表現出毛澤東處理重大國際問題的膽略和遠見卓識，為此后的“三個世界”戰略劃分提供了必要的認識前提。
毛澤東作為一代戰略大師，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宏偉氣魄，在把握戰略全局上，他秉承了中國古代先哲們的“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的戰備謀劃傳統，始終站在全球的背景和戰略格局的高度上分析世界戰略 大勢，從而確立了“三個世界”的戰略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