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而2021年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為1768.16萬人，一年時間減少了1.98萬人。
其實，不止是深圳，四大一線城市中，全部錄得人口負增長。廣州2022年常住人口減少7.65萬人，是32年來首次負增長。北京2022年減少4.3萬人，上海減少13.54萬人。全部一線城市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
“北上廣深”一直是高校畢業生的第一選擇，然而，多年過去，一線大城市的強競爭、高成本以及落戶難等現實問題，開始讓當年選擇了這些城市的外來就業者產生了“逃離”的想法，與此同時，隨著熱點二線、三四線城市人才支持政策逐步加碼，以及城市快速發展之下，正逐步縮小收入差距，進而促進二線、三四線城市人口呈現流入狀態。
一線城市人口加速“出逃”
相對于廣深，京滬人口負增長相對容易理解，是主動控制的結果。
作為全國第一座減量發展的城市，自2017年起，北京人口已連續六年負增長，累計減少近12萬人。此前上海也提出過要控制人口規模，除2022年外，2015年、2017年都曾短暫出現過負增長。
但深圳、廣州的負增長，似乎有更多“轉折”意味。
六普到七普的十年間，深圳、廣州常住人口分別增長713.65萬人、597.58萬人，是全國增量最高的兩座城市。2022年的負增長，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來常住人口首次下降，對廣州同樣罕見。
且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廣深在內，整個珠三角都呈現出流動人口減少的態勢。
2022年，廣東省外流動人口減少了69.2萬人。在珠三角9個城市中，除珠海有1.05萬人的增長外，其余城市常住人口全部出現下跌的態勢。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 和訊房產整理
對此，專家指出，去年廣東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由于受疫情影響，部分行業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原來在廣東務工的外省流動人口返鄉就業。受此影響，去年廣東常住人口出現了幾十年來的首次下降。在此情況下，深圳、佛山、東莞常住人口減少，并不令人意外。
此外，戶籍政策調整也是影響人口規模的因素之一。2021年，深圳戶籍政策出現了調整。大專學歷不再直接核準落戶，將核準類學歷型人才的底線要求調整為全日制本科；夫妻投靠基本要求由結婚時間及被投靠人入深戶時間滿2年調整為滿5年；老人隨遷將子女入深戶時間要求由8年調整為15年；
除了疫情及政策影響之外，專家指出，受房價及生活成本影響，大城市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在無法保證收入更快增長的前提下，他們在大城市繼續生活下去會面臨更大的困難。
新一線城市人口凈流入強勁
（注：正值為人口流入，負值為人口流出；持續流入表示為2021年、2022年人口均呈流入態勢，持續流出表示為2021年、2022年人口均呈流出態勢，流入轉流出表示為2021年為人口流入、2022年為人口流出，流出轉流入表示為2021年為人口流出、2022年為人口流入；下同）
從諸葛數據研究中心監測的100個重點城市來看，2022年人口凈流入的城市有58城，較上年減少5城；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有42城，較上年增加5城。從各大經濟圈的人口流動變化來看，長三角經濟圈、中部城市、西北城市及西南城市人口呈持續流入態勢。
而海峽經濟圈與珠三角經濟圈則由前兩年的人口流入變為流出，其中，珠三角經濟圈2022年人口流出高達53.53萬人。
由于珠三角地區以民營經濟、出口制造業為主，2022年受到疫情影響大幅受挫，導致外來務工人員流出，隨著經濟回升，預計今年珠三角人口流出現象將會大幅好轉。
從人口流入城市排行榜來看，長沙躍居首位，2022年人口凈流入量達17.52萬人，長沙作為湖南省的省會城市，近年來憑借設立的多個浪漫景點成為了火熱的“網紅”打卡城市，人口持續流入也是在預料之內。
杭州、合肥、西安人口流入量位列第二三四，量級均在10萬以上。杭州是老牌的長三角核心城市，擁有優質的配套環境以及就業機會，并且近年來出臺了多輪人才吸引政策，人口長期穩定流入；
同時，被譽為“最強風投城市”的合肥，不僅坐擁長鑫存儲、晶合等一眾半導體龍頭企業，還有牽手多家新能源汽車頭部企業，不僅留住了本地人才，還吸引外地人才的流入。
濟南以9.69萬人口流入量躋身前五，濟南城市的吸引力提升，與濟南在全國較早放開戶籍有直接有關，更與國家戰略下濟南的城市發展、產業壯大、居住等生活成本創造的綜合優勢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南昌、重慶、成都、寧波、沈陽、蘇州等省內熱點中心城市仍然較受人口青睞，2022年人口凈流入量級均在7萬人以上。武漢在2022年疫情影響明顯減退下，人口流入增速較上年明顯降低，但在產業豐富的支撐下也能夠保持流入態勢。
人口流動背后的房價與產業
對比2022年人口流動情況與房價漲跌幅度來看，人口流動變化與房價之間的具有一定相關性，人口流出較為嚴重的城市，房價下行壓力也較大；人口流入率高的城市，則房價漲勢較為堅挺。
諸葛數據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房價同比在-5%以上的城市呈現人口流入狀態，且房價漲幅在5%以上的人口流入率最高，為2.9%，0%-5%區間的人口流入率次之，為0.24%，-5%~0%房價同比區間的人口流入率為0.13%；房價同比在-5%以下的城市呈現明顯人口流出態勢，人口流出率高達0.31%。
此外，往往城市的公共服務配套與產業結構齊全，具備更多就業機會，人口流入量也會走高。根據數據顯示，一般情況下，第三產業占比高的城市，則人口流入率相對較高，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數據顯示，2022年第三產業占比在50%以上的城市群體呈現較為明顯的人口流入特征，其中，第三產業占比達60%以上的城市平均人口流入量為2.3萬人，占比在50%-60%的平均人口流入量為2.19萬人；50%以下的城市則面臨人口流失壓力，其中，占比在40%-50%的城市平均人口流出量為0.18萬人，占比在40%以下的城市平均人口流出量為0.37萬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三產占比較高的北京、上海、廣州這3個一線城市，占比均在70%以上，人口卻呈現流出現象，主要是由于過高的生活成本擠壓人才流入。
諸葛數據研究中心分析認為，人隨著產業走，且人口流動與房價呈現正相關。根據2021年、2022年人口持續流入的城市共計48個，包括長沙、杭州、合肥、西安等多個熱點二線城市，這些城市的房價上漲動力較足。
其次為持續流出的城市，有27個，包含池州、宜春、撫州等，主要以三四線城市為主，這些城市除了北京、天津外，多為經濟欠發達城市，缺乏產業支撐，人口吸附能力較弱。
流入轉流出的城市有15個，包括廣州、佛山等少數一二線城市及黃山、安慶等大多數三四線城市，根據影響因素主要分為兩類城市隊伍，一類是以佛山、東莞等為代表的，受疫情影響產業幾近停滯加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務工人口加速流失；另一類是以黃山、安慶等三四線城市為代表的，城市本身經濟支撐不足、產業動力弱化，導致人口從流入轉為流出。流出轉流入的城市共計10個，由滁州、馬鞍山、上饒、贛州等三四線城市全覆蓋，人口持續流出城市面臨房價下行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