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學以哲學思維對文化的生發機理、發展歷程、發展樣態、發展規律等作出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分析和把握。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闡釋，以這一重要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論成果為引領，構建學術研究范式，推進知識話語創新，是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本期學術版圍繞這一話題展開探討。

——編  者

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引領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郭建寧

核心閱讀

文化主體性集中體現人在文化活動中的自覺意識和自主立場。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引領，以“兩個結合”為研究路徑和方法論指導，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哲學智慧滋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哲學主要以哲學思維對文化的生發機理、發展歷程、發展樣態、發展規律等作出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分析和把握。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闡釋，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是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和重點任務。

深刻理解文化主體性的內涵特征和重要價值

文化主體性集中體現人在文化活動中的自覺意識和自主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的內涵特征，闡明了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價值，為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

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主體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是作為主體的人在文化活動中的自主性和自覺性。具有文化主體性，就能形成對自身文化自覺的、理性的認知，在世界文化激蕩中堅守自身文化屬性、立場，進而在文化意義層面形成堅定的自我意識。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從認識論上深入研究文化意義層面自我意識的內涵、外延及具體表現形式，努力闡明鞏固文化主體性與堅定文化意義上自我意識的因果作用機理，為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提供方法論支持。

有了文化主體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堅定文化自信，前提是要形成鮮明的文化自知、強烈的文化自覺。只有鞏固文化主體性，才能對本民族的文化源流、文化精神、文化演進規律和文化發展趨勢形成全面深刻的認識，搞清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核和獨特優勢，才能從根本上明確本民族文化源于何處、何以自信。同時，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又會進一步彰顯本民族文化的特質和優勢，強化人們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覺，鞏固文化主體性。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重在從學理上、機理上闡明鞏固文化主體性與堅定文化自信的雙向促進效應，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貢獻智慧。

有了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文化活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具有文化主體性，就能在文化活動中不斷強化主動性和能動性，繼而凝聚起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強大力量。從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再到改革開放后提出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在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以強大的精神感召力、文化引領力喚起廣大人民群眾同心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呈現新氣象、開創新局面，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必須持續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體系化研究、學理化闡釋，運用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建構體現時代特征、符合時代需要的文化哲學知識體系、研究范式、學術理論。

有了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為強化國家認同提供持久、深沉的文化力量。強化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國家認同，前提是要鞏固文化主體性，牢牢堅守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的精神命脈、文化根脈。中華民族有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認知、價值觀念和倫理規范，這樣一種集體記憶和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活力之源和內生動因，構筑起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重在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貫通、認識論與方法論相統一，深入研究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碼”，闡釋清楚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和情感紐帶，為強化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國家認同筑牢文化基礎。

有了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文化有姹紫嫣紅多元形態，文化活動的過程也是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相互影響和塑造的過程。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鑒中不斷發展壯大，而不是被異化或“他者”化，就必須具有堅實穩固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深層原因就在于其穩固的文化主體性。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以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基點，以鞏固文化主體性、堅定文化自信為重點，深入研究和闡發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鑒中的鮮明特質和深層優勢，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貢獻學術智慧。

堅持以“兩個結合”為研究路徑和方法論指導

文化主體性關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主、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必須堅持以“兩個結合”為研究路徑和方法論指導，在“兩個結合”中持續鞏固文化主體性，助推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

堅守好“魂脈”和“根脈”。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的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同時也為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開辟了廣闊空間。以“兩個結合”為路徑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必須堅守好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從“第二個結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探尋在新時代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充沛生機活力；立足“第二個結合”開辟的廣闊文化空間，建構中國自主的文化哲學知識體系，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哲學學術理論，創新發展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

聚力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古今中西之爭”，是文化哲學研究中長期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從一定意義上講，所謂“古今中西之爭”也是文化話語權之爭，事關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正是在“兩個結合”中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不斷推動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我們黨帶領人民成功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有力鞏固了文化主體性，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奠定了堅實基礎。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聚焦經由“第二個結合”形成的新文化，以豐富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目標，在熔鑄古今、匯通中西中取得一大批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彰顯文化主體性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作出學術貢獻。

推動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對于文化哲學研究而言，只有鞏固文化主體性，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才能徹底擺脫“言必稱希臘”“言必稱西方”的心態。伴隨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我國文化哲學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仍習慣于照搬、套用西方學術理論研究和解讀新時代文化現象、文化實踐，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既要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促進學術交流，更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在“兩個結合”中用我們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研究好、闡釋好新時代文化實踐，以新時代文化實踐豐富和發展新時代文化哲學。

找準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的著力點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實踐活動為文化哲學研究提供了豐富感性材料。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引領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重在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發現研究課題，激發創新靈感。

以“文明更新”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同時，積極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引領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重點在于深入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在文明更新演進中認識和處理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文明延續性與創新性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哲學智慧滋養。

以“舊邦新命”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中國式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和拓展，賦予古老的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力鞏固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深化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以辯證思維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深入探究中國式現代化貫通古今的深厚底蘊以及求新求變、引領時代的現代力量，著力闡發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演進軌跡和動力構成，為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提供認識論和實踐論支持。

以“文明互鑒”融通中外。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鮮明特征。中華文化素有和而不同的價值追求，在中國哲學和中華文化中，“同”主要指單一性，“和”則指差異性和多樣性。“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世界形勢越是復雜多變，就越需要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越需要不同文明間的平等交流對話。以鞏固文化主體性為引領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需要以胸懷天下的宏闊視野促進中外學界對話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交流互鑒中推動人類多元文明和諧共生、相得益彰。

（作者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把“兩創”轉化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學術隨筆）

李宗桂

習近平文化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具有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強大的理論引領力。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闡釋，以其中的原理性理論成果為基點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對于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研究范式，可以理解為學術研究的規范和方式。研究范式具有整體性、公認性、規范性等特征，涵蓋某研究領域學術共同體分析、闡釋、解決問題的程式和路徑。習近平文化思想所蘊含的一系列原理性理論成果，為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學指引。其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述，就是典型代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問題，揭示了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體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方面，歷史上從思想文化層面進行的探討很多，提出了諸如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等主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創”方針，立足文化建設實踐、文化理論發展，不僅闡明了繼承和創新的關系，而且內蘊著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科學回答了古與今、中與外、理論與實踐等關系問題，實現了對此前諸多民族文化繼承發展觀念的超越和創新。

“兩創”彰顯文化自信，挺立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脊梁，體現了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等。這些重要論述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價值理念和方法論原則凸顯出來，把實行轉化的價值主體和發展的創新動力及其價值目標確定下來，彰顯了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脈的文化自覺，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鮮明體現。“兩創”邏輯地展開為“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使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現代性得以相融相通。

綜而觀之，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兩創”方針，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現傳統與現代相貫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與世界相融通，彰顯了著眼文明復興、會通眾流而超乎其上、光大中華文化的思想價值，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理性對待歷史文化傳統、科學發展民族文化的戰略指引，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從研究范式的意義上講，“兩創”是具有廣泛適用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把具有元理論意義的“兩創”轉化為研究范式，需要經過學術研究的實踐積淀和理論探尋，其方法和路徑應當是多元開放的，比如，在方法論意義上提倡“兩創”，在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研究上倡導“兩創”，在學科設置和學術規范制定上倡導“兩創”，在科研課題設置、教材編寫上倡導“兩創”，在對外學術交流、文明互鑒的實踐中倡導“兩創”，等等。

習近平文化思想所蘊含的原理性理論成果還有很多，這里僅舉了“兩創”方針一個例子。把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論成果系統性地轉化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需要在以下幾方面用功用力：一是注重抓綱帶目，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的原理性理論成果，把握其內在聯系，不斷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闡釋，為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提供方向指引。二是強化體系構建，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四梁八柱”，構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的主體結構。三是堅持貫通古今、融通中外，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吸收借鑒國外文化哲學研究的有益成果，助力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構建，充分發揮文化哲學引領文化實踐、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功能作用。

（作者為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

扎根中國大地，遵循學術創新規律

堅持“兩個結合” 推進知識話語創新

楊洪源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內在規律，創造性提出“兩個結合”的重要思想，從“結合”的前提和結果，“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鞏固了文化主體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內在邏輯、歷史必然和重大意義。堅持“兩個結合”，推進知識話語創新，是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使命任務。

對于理論自身及其形成和傳播、發展與創新來說，知識話語創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知識話語包含知識和話語兩個基本要素。知識可視為理論之“根”，是理論的基礎構件和主體內容，起著為理論奠基、為理論筑底的重要作用。話語可視為理論之“器”，是理論的重要載體和必要工具，起著為理論發聲、為理論聚氣的功能效用。把知識和話語有機結合起來，不是簡單的關于知識的語言表達或內蘊于語言表達中的知識，而是形成與整個理論相對應的有機統一體。它既是對一定理論主旨與內容、內涵與外延等的具體表達，也是理論傳播與發展的重要載體。一般而言，知識話語具有相對確定可靠、簡明深刻、邏輯嚴整，能夠被學術界和理論界廣泛理解和接受等特性。

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理論，大都具備獨特鮮明、系統嚴謹的知識話語。馬克思主義作為時代精神和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其理論體系與知識體系博大精深，包含著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知識話語，這些知識話語及其所蘊含的原理、規律，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創新提供了科學指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凝結著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思想智慧和實踐經驗，產生了許多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話語，如天人合一、萬物并育，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創新厚植了歷史根基。堅持“兩個結合”，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創新，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提煉和闡釋標識性概念。概念是構成知識話語的基本單元。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兩個結合”的重要論述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標識性概念，如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文化生命體、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形成了標識性概念群。這一系列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為創新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奠定了堅實基礎。

分析得出原理性知識。原理性知識是知識話語的主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些重要論述揭示了文化生命體、文化主體性、文化自信之間的內在聯系。其中，新的文化生命體是文化主體性的體現，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來源。創新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需要深入研究闡釋概念之間的內在關聯、必然邏輯，讓學術理論更具解釋力和徹底性。

助力提升我國國際文化話語權。“兩個結合”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知識話語創新、提升我國文化哲學研究國際影響力提供了重要方法論指導。推進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必須堅持“兩個結合”，將其貫穿于知識話語體系構建全過程，扎根中國大地，遵循學術創新規律，提煉出具有前沿性和引領性，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哲學知識話語，為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提升我國國際文化話語權提供學理支撐、貢獻學術智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4年05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