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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理
2024年1月18日17:50:42
《參考消息》1957-03-23
【合眾社臺北２１日電】蔣介石今天警告美國和英國，如果他們放寬對共產黨中國的戰略物資禁運，他們就是“幫助打敗它們自己”。這位國民黨中國總統在單獨接見合眾社記者時對他說，放寬禁運“就是幫助中國共產黨火中取栗”。
蔣介石說共產黨的和平謠言是“沒有根據的”，并且否認共產黨中國總理周恩來的下述指責：美國已經把臺灣變成了一塊屬地。
蔣介石說：“他們（共產黨）的主意是要激起大陸上的中國人的反美情緒。”他說，共產黨中國急需援助，他們現在剛剛開始感到朝鮮戰爭期間開始的禁運的后果。
蔣介石希望，艾森豪威爾總統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百慕大會議能夠認識到“現在的任何放寬都會使我們在六年禁運中間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付之東流”。蔣說，如果西方國家這樣做的話，“這將幫助共產黨人存在下去。它們就是被共產黨人利用了并且就是幫助打敗它們自己。”他說，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這個島嶼堡壘上的存在“是對共產黨人的一個致命的威脅。他們感覺到了這一點，可是他們卻無能為力。”
“他們正在散播沒有根據的（同臺灣進行和平談判）謠言。這種謠言是不真實的。他們的用意在于平息大陸人民，共產黨人一直用這種希望來引誘他們這就是：他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福摩薩）。”
記者問他，他的身體如何，他回答說：“告訴全世界，我的身體很好。”
蔣介石警告說，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竊取美國的科學知識。”蔣說，“他們在千方百計地促進文化交流，首先是邀請美國記者訪問中國。但是這不過是為技術和文化交流鋪平道路的初步步驟。”他說，如果美國抵制這種嘗試的話，“共產黨人就永遠不可能對西方科學和技術的優勢挑戰了。”
記者向蔣介石問到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最近作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說，北平政權必須正確地處理“人民的內部矛盾”。蔣介石回答說，“毛澤東的談話是承認中國人民在反對赤色政權，以及共產黨人正在設法決定怎樣避免這種反對。”蔣認為，共產黨正在經受“人民自己和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方面的日益增長的反對——或者說矛盾”。蔣說：“共產黨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他說，像農業合作化這種共產黨的辦法是“完全不合中國的生活方式的”。
印駐泰大使說臺灣大多數人希望和談
【新華社廣州２０日電】據１５日曼谷“世界日報”、“星暹日報”訊：印度駐泰大使沙赫１４日就中國臺灣和中央合作問題向曼谷報界發表談話說，他相信中國遲早終有一天會獲得和平統一，他說，據他所知，臺灣多數人還是主張和談統一的。
沙赫是在印度駐泰國大使館舉行的酒會上回答曼谷中文報紙記者提出的問題時發表這番談話的。據“世界日報”說，參加酒會的一些外交使節都認為，如果中國大陸和臺灣能夠統一，那么，對緩和遠東緊張局勢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們認為，臺灣大多數官民都是希望中國能夠和平統一的，和談必定能夠得到臺灣大多數人民的歡迎。
美“新共和”雜志載文說：強大中國的出現是近代最可驚的事件之一西方對此不能以感情上的好惡來代替理智
《參考消息》1957-07-22
【本刊訊】美國“新共和”雜志５月１３日一期的“共產黨中國”專號發表了霍華德·布爾曼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有了怎樣的改變？”副題是：“在面對北京的穩定和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權時……感情用事不能代替明智，死板不能代替慎重”。文章摘要如下：
原編者按：霍華德·布爾曼從１９４７年到最后一批美國人在１９５０年離開中國為止一直在北京美國領事館服務，以后以駐香港領事的身份設立和領導國務院的搜集共產黨中國情況的收聽站。布爾曼由于建立這個收聽站——這是西方得到大陸報紙譯文的主要機構——得到１９５４—５５年的洛克菲勒公共服務獎金。他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所設現代中國人物與政治研究計劃的指導人，是最近出版的“莫斯科北京軸心：力量與緊張關系”一書的作者之一。
在１９４８—４９以后的動蕩年代中，東亞大陸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共產黨國家，紀律嚴明，生氣勃勃。在中國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我們怎樣才能夠衡量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深度和寬度？共產主義對于遠東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影響是怎樣的？這些問題的提出比解答容易，要對當代亞洲情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這些問題是有根本重要意義的。
這一研究很可以從一個結論開始。中國共產黨現在有一個穩定的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權。通過政治和軍事策略的巧妙配合，他們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全國政府，這個政府能夠統治的領土范圍大到任何中央政府在一百多年以來所不能統治到的地方。的確，在遠東出現了這個強大的共產黨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驚的事件之一。雖然在亞洲和亞洲以外的地方，在估計這個事實的當前和長期意義方面是有著很大分歧的，但是，對于中國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中國這個現實，在１９５７年來說是很少可以懷疑的。
如果認為對于共產黨中國的挑戰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最后答案，那是沒有什么用的。可是我們確是知道北京的整個意圖和北京要實現它的目標的能力的決定性因素。
在國內方面，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實現四個主要的全國性目標：
北京的目標是要對中國人民的道德標準和態度實行一次廣泛的思想革命，要對中國社會的結構實行一次徹底的根本的改造。
北京的目標是要對大陸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的和嚴密的極權控制機器。
北京的目標是要使用先進技術辦法把共產黨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
北京的目標是要建立亞洲最強大的當地人的軍隊。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并不把這些雄圖看作是目標本身。這些計劃同更廣大的國際目標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保持共產黨中國作為亞洲的支配力量，保持中蘇同盟作為在整個世界擴大共產主義影響的主要工具。然而，這篇文章只集中談一談中國內部的大概情況。
首先，人們必須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進攻作一番估計：這種思想進攻企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界內對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頭腦強行灌輸完全新的一套信仰。利用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潛在的對西方的不信任，使它為推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服務，北京已圍繞一個主題——中國作為一個共產黨國家而蘇醒了——發動了一個巨大的全國性的運動。共產黨已經巧妙地使用了他們思想計劃的理智和感情成分，使運動通過全國有組織的機構的許多線觸及中國大陸上的每一個人。北京在重定中國人民的是非和道德標準的方向上真正成功到怎樣的程度呢？北京能不能強使傳統向后看的中國人民有信心地面對共產主義的新的將來呢？北京專心一意地對中國青年進行思想灌輸最后會造成刺激還是造成沒有思想呢？區別交織在共產黨領袖頭腦中的合理思想成分和不合理的強制成分是不是可能？長期來說，全國范圍的“思想改造”計劃會不會比東歐或蘇聯的共產黨人努力的結果更為有效呢？對知識分子的鼓勵怎么樣？如果北京為了熱烈追求技術上的進步，允許接觸非共產主義思想及西方的出版物，中國的共產黨統治者有沒有把握因這種接觸而引起的知識分子的動蕩會繼續局限于批準的范圍內呢？
北京的領袖們能不能保持在過去十年期間已膨脹到擁有一千二百萬成員的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的紀律和良好作風呢？黨的領袖能不能保持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同蘇聯共產黨以及世界上其他共產黨的歷史迥不相同的那種非同尋常的團結呢（除了高崗命途多舛的爭奪權力的斗爭并因而招致清洗以外）？在黨內牢靠地掌握最高指揮權二十多年的毛澤東在臨到新的問題和新生力量時能不能保持他的控制呢？另外哪一個高級領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最可能繼承毛澤東呢？黨的進行控制、說服和恐怖（真正的和暗示的）的機構是不是足以應付中國國內的反抗和摩擦的威脅呢？是不是可能把黨和政府目前龐大的官僚機關當作有效和敏感的政治結構保持下來呢？各級領導人員中的優柔寡斷和貪污腐化會不會削弱他們的力量呢？
某些觀察家看到經濟方面的最巨大的潛在的緊張情況（北京在這方面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堅固的重工業基礎的社會主義中國）。當然，中國目前的經濟活動水平同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混亂和癱瘓狀況相比大有不同，北京的領袖們決心要把全國盡可能多的一部份產品撥作發展國民經濟之用。但是北京雖然解決了某些困難問題，它又引起了另外許多困難問題。在總的投資需要額方面，理想與實際投資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農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還是主要的，因此中國農民的態度是國家經濟計劃中的一個極關重要的——可能是有腐蝕作用的——因素。目前農業集體化速度的加快會不會引起農村普遍的反抗呢？北京能夠切合實際地提供什么刺激力量來擴大農業生產呢？水和氣候怎么樣？水災和旱災都還不是北京搞計劃的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而另一個和長期的農業生產問題密切相關的基本生產問題——中國的嬰兒問題——怎樣呢？人口增長的壓力，雖可能通過節育措施而有某種程度的減少，必然會使經濟穩步上升受到嚴重障礙。強使中國工人和移民遷居到內地人口稀少的地區究竟是會緩和中國本部的經濟困難呢，還是強迫移民產生的問題會比它解決的問題更多呢？
北京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表明這個國家有另一個基本的目標：維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北京堅持主張，只有通過建立一支充分強大的工業技術基礎，中國共產黨才能支持它長期的政治目標，用最新的武器配備它的軍隊。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把內戰時期不整齊的紅軍變為統一的、有多種多樣的兵種的軍隊，這支軍隊現在是一支現代化的正規軍。然而北京目前統治者集中力量搞軍事的做法也形成了新的進退兩難的局面。中國的經濟能否擔負這種軍事重擔呢？假如中國國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力量一向主要依靠它的軍隊，中國的鄰國有理由對北京目前和將來的武裝部隊計劃表示懷疑。從軍事觀點看，北京面臨著這樣一個事實：軍事機器現代化程度的增長使它更容易遭受一個擁有長距離空軍和核武器的敵人的攻擊。工業化的發展、交通的改進、機械化程度的增長會不會共同損壞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原來的基礎——流動性呢？
而那些合起來構成我們稱之為“共產黨中國”這個抽象概念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個人又怎樣呢？他們對順從共產黨的危險的無知程度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要少一些呢？他們是否認為對因參與活動而獲得的滿足來說所付出的順從的代價是小的呢（這種活動看來可能使個人的愿望得到滿足，并且為過去那種最低限度的沒有意義的生活帶來了新的希望）？在沒有土匪、軍閥、征服者的情況下，他們是否可能感到控制通貨和配給食品是一種威脅呢？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新的說教能不能免除日益衰落的傳統標準和理解得不夠的外國理想和物質價值之間的沖突呢？由于出現了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并且對國家脈搏有新的感覺，對國家命運有新的看法，因而個人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即使可能對上面提出的復雜的問題得出一致的回答，全世界的人也會面臨另外一些同樣困難的問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可以通過統計數字和北京官方新華通訊社所發的干巴巴的新聞報道來進行，這種報道是一個有限的門徑，因為它遺漏的東西不下于它所報道的能說明問題的東西。更大的方面怎么樣？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眼光擴大到圍繞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共產主義總的發展中所固有的較廣泛、較普遍的問題呢？……
……信仰、文字、文化、風俗習慣、烹飪——以及在這些方面的自豪感——在中國一直比在亞洲任何其他國家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許多時髦的中國人的古典文化雖然已沖淡了，中國化的精神主要傳統還看得到并且也存在。整個中國傳統比任何當代的政治緊張局勢更強有力，并且成熟得足以溝通中國國內種種地區和語言的障礙，這種傳統今天繼續存在于故都北京的共產黨新統治者的風度、信心和謙虛里。正是在這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恢復中國作為一個突出的文明國和現代國家的自尊心方面——中國共產黨看來已獲得顯著的成就。
毛澤東加于中國的急劇的改變使得把目前共產黨革命當作中國長期演變中的一個暫時的階段的看法變得很膚淺了。共產主義不只是膠蓋在厚而古老的中國傳統木料上的現代的薄鑲板，它不只是一種政治主張的官僚主義的外罩——為的是掩蓋干巴巴的無聊的內容和有缺陷的結構。共產主義是中國經驗中的完全新的因素：一種把新的方法介紹到一個偉大的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中去的勇敢嘗試。
中國的共產主義否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要標準：平衡和安定。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一種絕對的、改宗的哲學，它的目標是根本改造個人和社會。………
前景是不能令人安心的。北京正在用舊中國所沒有的工藝的和心理的武器，無情地制造著中國式的有組織的人：不僅響應而且能預先料到黨的命令、同黨完全一致的人，這種人非常安于自己的狹窄的單人牢房，因而不再想跑出去。
某些觀察家繼續保持樂觀，他們所根據的前提是，中國傳統藝術最高度發展的形式是可塑造的折衷形式。另外一些人對共產黨教條的狹隘的頑固不變和中國人精力充沛的可調節性之間對抗的最后結果表示悲觀。目前人們只能預料任何不是順乎自然、不是從中國人民的完整性格成長起來的中國政府到頭來會是殘缺不全的。
在世界政局方面，長期的問題是清楚的。中國共產黨正在同世界其余部分爭奪對整個亞洲的霸權。對手方面的不內行的方法是不能輕易對付得了這種挑釁的。重復反共口號、朗誦說亞洲的民主如何如何好的虔誠的宣言都是不夠的。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一直在分析由于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出現而產生的問題。現在以及在今后若干年中，共產黨中國一躍而為亞洲大國這件事需要同樣冷靜的、批判性的估計。在國際安全問題中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智、也不能用剛愎代替慎重。
英國有人想搞“兩個中國” 一個訪問團離倫敦去臺灣
《參考消息》1957-03-22
【中央社倫敦１６日專電】英國代表各行業及各種政見的訪問團今晨離此飛往臺北，對中華民國作十天的訪問。訪問團一行系徇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陳天圣的邀請前往的。
這個由九人組成的訪問團，是英國承認匪偽政權以來首次有組織的訪問中華民國的訪問團。團長為退休外交家歐京爵士，他現為中英文化協會主席。他在啟程之前說，“首先我要強調這不是官方代表團，而是一群同情中國人民者的代表，他們要親自看看臺灣已做了些甚么及為將來計劃些甚么，并傳達同情與友好的信息，向他們保證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且希望有一天我們將能幫助他們恢復他們的自由。”
訪問團團員、前英國工黨主席及現任自由中國之友協會主席戴拉斯說，“我們前往臺灣對自由中國人民在那里建立民主與昌隆的政治方面所已作的輝煌進步致賀，該種政治今日成為全亞洲人的偉大榜樣及整個東方的特出自由堡壘。”戴拉斯說，“全世界的人民沒有像中國人民受共黨那般可怕地慘毒對待的，我們現正以小小的訪問團出來祝福他們，并深信勝利將早日歸于他們。”法外交部亞洲司長抵臺
【中央社臺北１８日電】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密勒于１８日抵臺北時說，法國對共匪政權的態度業已由法國政府一再聲明，他認為法國政府的政策迄今并無改變。
密勒是在澳洲參加東南亞公約理事會后經馬尼拉、香港到達臺北的。當記者問他有些法國人主張承認匪幫政權是否會影響法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說：“法國政府現在并不考慮這個問題，要不然我今天也不會到此地來訪問了。”
密勒曾拜會了沈昌煥、周書楷兩位次長。還將晉見蔣總統。
密勒曾先后在上海、北平的領事館服務。西德報紙抨擊同蔣幫的“友協”
【本刊訊】西德“世界報”３月１日發表了一篇有關最近在波恩成立的所謂“德中友好協會”的短評說，現在，一個德中協會在波恩成立了。它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友好關系。正直的公民這樣想：‘看吧！這一點都不壞吧，因為我們將會同中國人打交道了。’但是，他們卻感到有些意外，因為這并不是在同北京打交道，而是在同福摩薩打交道，這并不是在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打交道，而是在同年老的蔣介石打交道。確切地說，這只是一個德國—福摩薩協會。在這一件事上，是會搞出一些明堂出來的，但究竟會搞出些什么明堂出來呢？編者注：據德意志通訊社報道：２月２６日在波恩成立了一個和臺灣蔣幫加強接觸的“德中友好協會”。曾經長期充當蔣介石部隊的教練官的法肯豪森上將當選為協會的“名譽主席”，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馬約尼卡任第一主席。在成立大會上，法肯豪森正式主張波恩和臺灣建立外交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