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奔

  癸卯盛暑，幾位作家朋友一起走華夏尋文脈，有并州之行。

  大禹治水后，分天下為九州，并州其一，治太原。

  抵達太原伊始，即詫為驚艷：幾年不見，太原昔日敦樸渾厚的舊貌，已經被霓虹映日、樓陣沖天、汾水清冽、翠蔭庇野的新顏所取代，一座奕奕新城在舊基上拔地而起，挺立在了太行、呂梁兩座山脈夾護的盆地之間。太原的蔭翳沁涼更是讓人周身一爽。

  這是我們走華夏尋文脈的一站，古老的并州大地，或許能告訴我們自己是從哪里來，回答我們華夏文明延續五千年而不絕的內在動力是什么。

  我心中充滿了期待。

  晉祠敘事

  這是一個文明延續的故事。

  周成王幼年即位，有周公輔政，得以安心在西安宮殿里度過蒙昧童年。一日與親弟弟姬虞在庭中戲耍，撿到一片碩大的桐樹葉，玩心頓起，用剪刀把它剪成了一片玉圭的形狀，對弟弟說：“我用它來封你為王。”周公聽說后，即請求成王踐行。成王說我跟他鬧著玩呢，周公說：“天子無戲言。”姬虞于是被封到古唐國（山西），史稱他為唐叔虞。這就是《呂氏春秋》《史記》里記載的“桐葉封弟”的傳說。后來唐叔虞的兒子姬燮因居臨晉水，改國號為晉，開啟了晉國躋身春秋五霸、分為韓趙魏后又都列入戰國七雄的桀傲歷史。

  從太原西南行四五十里，到達呂梁山脈的懸甕山。懸甕山腳下，泉冽地厚，為晉水源出處。《山海經》記載：“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不知從何時起，這里建起一座唐叔虞祠，用來祭祀晉國始祖。三家分晉后，晉國絕祀，晉祠卻歷經兩千多年風雨侵蝕而挺立，雖中經地震兵燹，時有塌損，但更有歷代重修添建，綿延至今。今天的晉祠占地1696畝，隨處古木參天，濃郁樹蔭中掩映著宋元明清各朝歷代建砌的殿閣樓臺、坊亭橋榭百余處，層次豐富、形態各異，似皇室苑囿，如私家園林，既開敞堂皇又曲折幽邃，向南來北往的熙熙游人無聲敘說著它悠長的歷史，它完整的時代序列則顯示出中國古代木構建筑技術的演變脈絡。只是北宋天圣年間，宋仁宗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起規模宏大的圣母殿，成為晉祠的主殿，今存元代重建的唐叔虞祠反倒偏處一旁，成了陪襯。難老泉、善利泉從圣母殿前兩側泉眼汩汩涌出，蜿蜒曲折，沿渠悄淌，伴路繞屋，聚池凝湖，為晉祠點綴著水色天光，下游流成晉水，更為豐壤沃土滋潤出稻黍千重浪。

  晉祠作為一國之祠堂，在各地遺存的宗祠家祠里也算祠殿之最了吧，它遠起西周的來徑更是如此之悠久漫長，穿越了中華有紀年史的完整時空隧道，為我們留下華夏年輪一個珍貴的實體樣本。

  1934年，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到山西汾陽考察古建筑，途經太原。當擁擠、顛簸的公共汽車開上一個小山坡，忽然眺望到了懸甕山腳下美麗的晉祠，他們驚異地扒住車窗，久久凝視著那正殿的一角側影，愛不忍釋：“那樣魁偉的殿頂，雄大的斗栱，深遠的出檐，到汽車過了對面山坡時，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他們早已知道晉祠，但是根據經驗，名勝之地往往會經過后人的不斷翻修，很少能有古建筑遺構，原沒打算去考察。然而就是這樣的驚鴻一瞥，讓他們相信晉祠雖成“名勝”卻仍為“古跡”無疑。當經歷了一個月的餐風宿雨、奔波跋涉之后，他們心力俱疲地從汾陽返回，再也不肯失之交臂，一不做二不休，拖著大包小包的沉重行李，鼓勇前去與晉祠會面。

  當時時局緊張，日軍1931年占領東北，1932年進攻上海，古老中國正處在覆亡邊緣的危難之中。梁思成、林徽因懷著滿溢的民族情感，在做搶救性的古建筑調查工作。

  果然，晉祠沒有讓他們失望：雄峙壯偉、雅麗深邃、古樹婆娑、池流映帶，好一派北國園林景象。面闊七間、進深六間的圣母殿，上面是飛檐挑角、弧線優美的重檐歇山頂，檐下的斗栱疏密有致、韻律鏗鏘，碩大的排立殿柱擎天盤龍，整座大殿崇宏巍峨、莊嚴古樸、氣勢雄偉、風格雋麗，是為中國古代木構建筑中的杰作。他們驚喜地發現，圣母殿的斗栱彩畫與《營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裝”的記載極其相似，參考其建筑結構和有關文獻，確定其為宋構無疑，殿中的彩色泥塑宋代仕女群像更是色澤鮮艷、形態動人。又發現前面的獻殿四面透空裝有柵欄，恰如《營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存構為金大定八年（1168）所建，殿前則有宋政和八年（1118）前后鑄造的一對護門鐵獅子。正殿與獻殿之間的沼池上，架有一座匠心獨運、極為罕見的宋建十字形“飛梁”橋，是中國古代建筑史上現存的唯一孤例，其他橋梁多為一字形。橋下池水清碧，游魚閑逸。獻殿前方的“金人臺”上，立著宋代綿州魏城令劉植等人塑于紹圣四年（1097）前后的4個鐵人像（其中一個系清代以后補鑄）。

  收獲如此豐碩，所有的辛苦勞頓都煙消云散。次年二人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發表長篇考察報告《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用優美的文筆公布了這一震驚國人的發現。

  這是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發現的第一座宋代建筑，他們主要的參考依據是北宋將作監李誡奉敕所著《營造法式》，一部官方頒布的建筑設計法則。《營造法式》今天已經國人皆知，但1919年學者實業家朱啟鈐在南京江南圖書館偶然發現它的時候，驚為國寶，后即創辦了中國營造學社對之進行研究。當時中國的古建筑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筑時，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讀之如讀“天書”，完全看不懂，于是立下志愿，一定要破解這部“天書”。依據《營造法式》發現晉祠宋代圣母殿的實踐，為破解天書之謎打開一個豁然開朗的門徑。

  梁思成、林徽因感覺到山西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淵藪，抓緊對之進行田野考察。找到了宋代建筑以后，他們夢想著哪一天能夠“發現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紀的唐代木結構寺廟”。1937年6月，他們根據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里收錄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壁畫“大五臺山圖”中的“大佛光之寺”的線索和《營造法式》，與中國營造學社的兩位同仁一道，騎驢登道，在晉北的窮山僻野間苦苦尋覓。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終于在五臺山南臺西麓的豆村鎮東北佛光山中發現了第一座唐代建筑——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前后修建的五臺山佛光寺。在東大殿里，他們還找到了眾多的唐代雕塑、壁畫以及唐人題記……梁思成激動地贊譽說：“誠我國第一國寶也。”這是繼晉祠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古建筑考察的更大收獲。

  趁著中國的局勢動蕩，對中華國土虎視眈眈的日本派出許多專家來探尋古跡。1922年他們曾經拍攝了五臺山佛光寺的照片，但未能判斷出其建造年代。由此，1920年至1928年間在中國做了五次長期調查的日本著名古建筑學家關野貞指出：如今中國已經找不出一棟唐朝古建筑，想要看大唐風貌，得去日本的京都或奈良。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梁思成夫婦的心。至此，梁思成、林徽因的發現打破了日本人的夢囈。但很快，北京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入侵華北，中國人民眾志成城、浴血奮戰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們的古建筑考察失去了條件。

  徜徉于晉祠園林里，處處古跡留蹤、滄桑遺痕，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周柏唐槐、木雕盤龍、泥塑侍女、唐太宗碑。

  來到圣母殿，就看到其北側有兩棵巨大的周柏唐槐，體干奇偉，蒼膚龜裂，枝虬葉勁，生機盎然。唐槐直立，挺拔矗天，像壯健的漢子肅然侍立。周柏斜倚在殿檐上，宛如一位耄耋老人在休憩，靜待默觀著世事變遷、千年一瞬。

  圣母殿前盤曲著木雕虬龍的八根殿柱，是《營造法式》里所說的“盤龍柱”，系今天唐宋建筑中僅存的實例，為大殿增添了多少靈氣仙韻。八條雕龍纏繞蜿蜒在殿柱上，鱗甲須髯賁張，張牙舞爪欲飛，活態靈動，栩栩如生，已經在這里養氣千年。

  殿內彩繪侍女像，是宋代泥塑極品。居中而坐、雍容華貴的圣母像兩旁，分立著42位侍女，云髻高聳、衫裙飄逸、形容清秀、眉目婉麗，分別手捧印袱、器皿、梳具和琵琶、三弦、笙、笛子、手鼓、鈸等各色樂器，個個含羞帶笑、眉目傳情、溫婉可人、顧盼生輝，極富世間人情意味。近前一位，你可以看到她逼真的肌膚紋理、吹彈可破，當與她對視的那一瞬間，你仿佛就回到了清麗婉轉的宋詞世界。

  唐叔虞祠階前左側所立《晉祠之銘并序》唐碑，系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文并書丹，記敘自己隨父親李淵起兵太原反隋、開國鑄鼎建立不世之功的事跡——中國歷史上的大唐盛世遂由古唐國發端，書體仿佛王羲之筆法，而勁健雄強過之。

  徜徉于偌大的晉祠園林里，伴隨著水聲、蟬鳴、鳥啼、花香，你一次次接近了歷史，走進了文化縱深，真真切切地感觸到時光在這里停滯，又在這里無限延伸。

  一座晉祠，述盡了一部中華文脈賡續史。

  天龍山佛淚

  這是一個傳世文物劫后余生的故事。

  太原西部的呂梁山脈，南北縱橫通貫，山峰一字排列，由北向南依次是冽石山、崛山圍山、石室山、蒙山、太山、龍山、懸甕山、天龍山，連成太原城的一道美麗屏風。

  沿著著名的“盤龍公路”登上天龍山頂，四望群山連綿、云遮霧罩、山勢險峻、奇峰兀立、壑深谷幽、松蒼柏翠，頓覺心曠神怡。在半山裸露的突兀石壁上，有著排排佛教石窟相連，引人神往。然而，當你費力爬到了跟前，走進洞窟，卻驚訝地看到：一座座結跏趺坐的青石佛像，竟然都失去了佛首，旁邊侍立的菩薩、力士也同樣遭到殘忍斬首，更小的雕像甚至全身盡失，只剩下石壁上的清晰人體殘痕，在無聲述說著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

  公元532年，東魏高歡殺滅盤踞在晉陽的爾朱氏，開始在天龍山上建避暑宮，并開鑿佛窟。以后北齊、北周、隋、唐、五代相繼在此開窟，時間縱跨四百多年，留下各代石窯27座，里面鑿有神佛造像1500余尊，繪有飛天、藻井壁畫1144幅。

  承襲敦煌、麥積山、云岡北魏石窟的傳統，天龍山石窟的雕鑿技法有了長足進步。凸面半圓雕從三維空間來展現對象，神佛造像神情端莊、格調高雅、形態豐滿、體局靜好、線條柔和、韻律清新，少了幾絲大漠奔突式的粗拙魯莽，多了一縷巷弄里廛人性美的靜妙委婉。當你凝視著他，你會覺得他正在和藹地與你言法宣禪、娓娓敘談。這便是石窟里獨有的“天龍山樣式”，成為后來中國佛教造像的基本模式。天龍山的洞窟與造像形制完整涵括了北朝、隋唐、五代數個朝代的內容，系統而全面，因而雖在規模上無法與麥積山、云岡、龍門石窟相比，但卻異軍突起、后來居上，在中國傳統美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長生1500年的天龍山摩崖佛尊們，20世紀初卻無妄經歷了一場浩然劫波。

  清末列強開始瓜分中國，清政府風雨飄搖、無暇自顧，失去了掌控力。帝國主義分子盯住中華文物，開啟了對西北大漠深處的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甘肅敦煌石窟的盜竊。地處山西內地的天龍山雖逃過了第一波劫難，卻未能躲過繼之而來更加難堪的凌辱。

  1917年日本東京大學考古學教授關野貞奉命赴華北勘察，無意之中發現天龍山石窟。他拍了許多照片，撰寫了名為《天龍山石窟》的考察報告，一并發布在日本1921年的《國華》雜志上。次年他出版《支那文化史跡》一書，又將珍貴的天龍山佛窟材料錄入，引發了世界的關注。天龍山石窟的一場厄運從此拉開了序幕。

  1924年，一個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人心懷叵測地悄悄來到天龍山。

  山中定次郎是日本山中商會的會長、一名古董商，更是一名慣于在中國趁亂打劫的強盜。他曾于1912年用寥寥34萬銀元就買下了北京恭王府除了書畫以外的全部玉器、青銅器、陶瓷、木器、琺瑯、石雕、織繡等7大類藏品500余件，所償不及文物價值的萬分之一。其時清廷傾覆，小恭親王溥偉失去生活來源，又企圖復辟滿清政權，急需大量資金，被山中定次郎抓到了機會。憑借倒賣中國文物藝術品，山中商會大發橫財，發展迅猛，短短幾年就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國古董交易商。1894年在紐約開設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頓、芝加哥陸續開設分店，1900年在倫敦開設分店，1901年在北京開設分店，1905年在巴黎開設代理店。在中國不擇手段收買劫奪的大批文物被迅速運回日本分類整理，一部分被送往歐美拍賣行拍賣，更多的則在山中商會設在日本和各國的古董店中零售。山中定次郎在中國活動長達30多年，致使大量中國文物流失海外，他卻成為上流社會里彬彬有禮的貴客，甚至成為英國皇家的御用古董經紀人，與瑞典王子也有深厚交往。

  一見到天龍山摩崖石窟的照片，山中定次郎立即眼睛發亮、惡念頓生。他在1928年出版的《天龍山石佛集》里寫道：“大正十一年，當我第一次看到天龍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住了……這里珍藏了北齊到隋唐時代，中國佛教藝術最鼎盛時期的輝煌，它們給予我的驚訝和喜悅，無法用語言表達。”他立刻萌發了偷盜佛像的邪惡想法。此時的中國軍閥割據、南北混戰、局勢動蕩、民不聊生，中華大地毫無秩序可言，被盜賊們趁虛而入。

  1924年6月，山中定次郎潛入天龍山，摸清了石窟的分布及環境，擬定了一個周密的盜鑿計劃。1926年10月，61歲的山中定次郎領著4個年輕助手，帶著鑿石工具、滿袋金錢和兩輛牛車，再次潛入天龍山。他先來到摩崖下面半山腰處的圣壽寺，找到了住持和尚凈亮，亮出12根金條，迫以武力威脅，要他幫助自己盜窟。此時的凈亮和圣壽寺正舉步維艱，戰爭連年，香客稀少，寺中沒有隔夜糧，他需要這筆錢。而饑腸轆轆的弟子們大多下山化緣去了，山外的官府早已自顧不暇又鞭長莫及，心里充滿了對日本人恐懼的他，又無力也不敢以一己之力阻止有備而來的山中定次郎團伙。夜間躺在僧床上難以入睡，他愁結百端、輾轉反側，最終決定用默許換取山中定次郎的豐酬。然而貪念一開，后劫隨至，山中定次郎要求他用金錢招來附近的破產農民幫助搬運石窟造像，破了多年修行之身的凈亮開始助紂為虐。1905年敦煌王道士的癡昧愚迷悲劇，在天龍山更加慘烈地重演。

  山中定次郎在日記里寫道：“我終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銀說服了凈亮僧人，他同意讓我帶走一部分造像的頭部，這不禁讓我異常興奮。每當我帶著工匠進入一個石窟，鑿下一個佛首，那種喜悅，超過了得到黃金萬兩。”

  山中定次郎一伙開始揮起鐵錘、舞動鑿刀，晝夜不停地盜鑿佛像，大的割下佛首，小的切下整個身體，藻井、飛天壁畫就用粘取技術進行切割。當鋼鑿朝著佛像脖子砸下的時候，他們心中有魔鬼在嚎叫。夜晚在油燈光焰的映照下，窟壁上拉長的人影就像跳動的鬼魅。

  山中定次郎從天龍山一次性盜走了造像和佛首45尊，大部分高價賣給了日本以及英美的博物館。

  一個古老民族的身上被利刃劃開了長長的傷口，守望了中華千年的佛像在流血、在無聲地哭泣。山風吹來，天龍山的晚霞凄艷。

  隨后幾年，天龍山盜掘開始蔓延，形成一條地下黑色產業鏈。太原民眾發現后，自發組織起保護團體，開始與這樁丑惡的交易作斗爭。直到1930年馮玉祥將軍來到太原，聞訊震怒，下令嚴肅整治，并將圣壽寺住持凈亮判處死刑，天龍山盜掘之風才止息。

  具有實錄意味的是，現在晉祠博物館展出的幾尊佛首，就是當時盜賊已經切割下來，眼見打壓的民眾來勢洶洶，匆忙逃跑時留在石窟當中的。

  耗時四百年開鑿、歷經千年閱世風雨的天龍山石窟，從此竟成為無頭石窟，鑿痕斑駁醒目，殘軀斷肢橫陳，再也找不出一尊完整造像。曾經雍容祥和的佛教圣地，變成了人間煉獄。

  據不完全統計，天龍山石窟共有240余尊造像被盜，150尊流入了海外博物館和私人手中，其余的下落不明。藏有28件唐代佛首、壁畫的日本根津美術館，是收藏天龍山石窟文物最多的地方；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天龍山第21窟菩薩頭，是天龍山最美的唐代樣式，神情安詳，低眉含笑；哈佛美術館里，天龍山的精美浮雕、飛天、飛龍、蓮花，綺麗燦爛；福格美術學院有兩件原屬第十七窟的天王頭像；費城的賓州大學博物館藏有兩件唐代早期天王全身塑像……

  天龍山的樹木又增加了80圈年輪，中華已經重新崛起。滿目瘡痍的天龍山不斷向我們訴說著中華文明遭劫的斑斑血淚史，遺失的佛像何時才能回到祖國的懷抱?

  2008年9月，紐約佳士得秋季拍賣會拍賣天龍山北齊第十號窟西壁佛首，國內學者謝冰、山西企業家許鵬經過多方努力，以86.6萬美金價格成功拍下，為天龍山造像的回歸迎來曙光。2020年9月14日，東京準備拍賣一尊天龍山唐代石雕佛首，國家文物局迅速啟動文物追索機制，終止了對方的拍賣行為。持有人最終答應將佛首無條件捐獻給中國，同年11月國家文物局正式迎回佛首，它正好是該年我國從世界各地追回的第100件文物。

  2021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展示了這尊端莊的佛首。佛陀靜謐、祥和地微笑著，中華民族踏入了新的一年。2021年7月24日，流落近百年的佛首終于回到了故土——天龍山第十號石窟。

  無論道路多么艱難曲折，歷史煙云終將消散。只要我們懷揣夢想，永不放棄，總有一天，流往世界各地的中華文物都會回歸故里。那束閃爍了五千年的光，將會重新照耀華夏。

  雙塔與文脈

  這是一個接續文脈的故事。

  太原郝莊村南的向山上有一座永祚寺，寺旁有兩座古塔，高高矗立在市區東部，成為太原的地標性建筑。古往今來，“凌霄雙塔”成為“太原八景”之一，為世人所矚目，被譽為“晉陽奇觀”。

  居住在附近的郝莊、松莊、馬莊、郝家溝一帶的百姓，祖祖輩輩有一個傳說：宋太宗趙光義979年平滅北漢、焚毀晉陽城后，在舊址東北三十里處重建太原新城。新城西北高于東南，阻斷了文脈。歷史上曾經長期“郁郁乎文哉”的太原，從此重賈輕文，人才凋零。傅山的祖父傅霖從山東布政司參議任上退返太原后，有感于太原文運不昌，率領當地士紳于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在新城東南建起一座文峰塔，希望能夠“文起八代之衰”。9年后，僧人福登又在旁邊建起另外一座宣文塔。文峰塔高54.76米，宣文塔高54.78米，皆為八角13層空心磚塔，二塔并肩如筆，人稱“文筆雙塔”。太原雙塔從此聳立在東部，俯視著這座城市的興衰。

  建塔接續文脈的直接效應，體現在了傅山的身上。傅山是明末清初奇人，經史子集、文學詩詞、書法繪畫、鐘鼎文字、醫學醫術無所不包、無所不善，一生傲骨凜然，特立獨行，成為山西文化大纛。傅山尤為世人稱道的是他的氣節。明亡后，傅山聯絡抗清不成，退隱于山中讀書，自稱“朱衣道人”“石道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頒詔舉賢，73歲的傅山被陽曲知縣戴夢熊強掖進京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傅山七日不食，稱病臥床。康熙皇帝特意恩準他免試，授封其為內閣中書。圣旨到來，傅山并不叩頭謝恩，低頭閉目，不語不應。傅山的學問氣節受到后人尊崇，梁啟超因而將他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颙、顏元一道列為“清初六大師”。近年我的好友鄭懷興寫了晉劇《傅山進京》，被太原著名女老生謝濤在舞臺上演繹得聲情并茂、驚世駭俗。

  文峰塔初建，塔身便向西北微微側傾，見于歷代地方志乘記載。到1993年10月測量時，塔已經傾斜了2.86米。太原市政府幾經論證，采納國家文物局建議，由杭州曹氏建筑物糾偏研究所采用沉井法，迫使一側塔基下沉將其扶正。工程歷時兩年，于1997年9月26日完工，文峰塔由是重新直立。此例成為國內磚塔糾偏的典型范例。

  今天的雙塔公園，成了太原最靚麗的景觀，節假日里游人如織。

  沿文峰塔內梯形甬道攀爬至頂眺望，掩映在郁郁蔥蔥林翳和怒聳樓陣之中的美麗太原，綴滿了現代化博物館、圖書館和古跡園林。傅山碑林公園里，懸滿了近期在書法活動中獲獎的少兒作品，筆力雖稚嫩，傳承已入心，一筆一劃，延展著匠心文蘊。

  我看到太原郁郁文脈的延伸。

  驚訝于山西保存了最多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跡，人們解釋說與其特有的地理、人文風貌有關：山高土厚，氣候干燥，隱逸山林，戰火難至，民風淳樸，敬畏神明種種。雖似是而又近非，最后提到的則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難以捉摸，但傅山祖父的建塔實例告訴我，山西對文化傳承歷來有著特殊的關懷。

  山西作家趙瑜兄曾給我講述過山西人自發組織起來、保護名勝古跡的故事，使我感受到參與者骨子里有著粘稠得化不開的文化情結。

  并州大地上，一種力量一直在無聲地傳襲、繁衍和播遷。

  它是華夏文明延續五千年而不絕的內在基因。

  （作者簡介：文化學者，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