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原明珠鄭州市，我是有深刻感悟和印象的，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第一次去，是從長治市坐火車到新鄉市，在那里住一個晚上的澡堂子，第二天再坐火車去鄭州，當火車行駛在黃河大橋的時候，才真正感悟到鄭州的寬廣和魅力！

五十多年過去了，鄭州已經成為中原腹地重要的交通陸空樞紐，連接四面八方重要的區域經濟紐帶，成為真正的中國中心城市，未來無限光明，發展前途無量！

大道理

2023年8月20日14:07:00

從1920年代起中國學術界開始出現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古都并列的說法，最早以前的提法是四大古都——分別是西安、洛陽、南京和北京，稍后不久又將開封加入，于是形成了五大古都的說法。1930年代開始把杭州納入古都之列，于是又形成了六大古都的說法。“六大古都”這種說法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直到1988年地理學家譚其驤提議將安陽列為古都。

2004年11月5日中國古都學會會長朱士光宣布：古都鄭州可與西安、洛陽、南京、北京、開封、杭州、安陽七大古都一起并稱為中國八大古都 。至此河南省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就有了洛陽、開封、安陽、鄭州四個古都。鄭州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很難將其與古都聯系起來。這主要是因為鄭州建都的歷史距離我們當今實在是太過遙遠了。

《大明一統志·古跡》記載：“軒轅丘在新鄭縣境內。古有熊氏之國，軒轅黃帝生于此故名”。《廣輿記》記載：“軒轅丘新鄭，黃帝生于此故名”。明朝成化年間的《河南總志·古跡》記載：“軒轅丘在新鄭境內，軒轅黃帝生于此故名”。從以上可以看出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可能出生在鄭州境內的新鄭市軒轅丘。鄭州從傳說時代算起有5000多年歷史，如果從史書和考古發掘已證明的夏朝算起也有4000多年歷史了。

歷史上鄭州曾五次為都、八代為州：夏、商兩朝均曾一度建都于鄭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鄭國在今天的鄭州新鄭市建都。公元前375年韓國滅鄭后遷都于新鄭。然而鄭州建都的歷史確實距今太過遙遠：自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滅韓以后鄭州再未成為過都城。西安、洛陽、北京、南京等古都都有很多留存至今的歷史遺跡，然而鄭州實際上是缺乏這樣的歷史遺跡的。

自秦以后的兩千余年間鄭州再未建都，所以時至今日鄭州已幾乎很難再見到古都的氣象，直到進入新世紀后通過對鄭州境內的商代王宮遺址、鄭韓故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才將其確定為第八大古都。事實上普通老百姓判斷一個地方是不是古都還是會看有沒有大雁塔、故宮、明孝陵這樣一目了然的歷史遺跡，至于博物館里的考古文物有幾個非專業人士會去關注啊？

鄭州恰恰缺乏那種讓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古都氣象的歷史遺跡，所以鄭州與同屬河南的洛陽、開封比起來在很多人眼中是欠缺一絲古都氣韻的。1954年10月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的河南發生了一件新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大事：河南的省會由開封遷到了鄭州。鄭州盡管在上古夏商乃至春秋戰國時期曾有過屬于自己的輝煌，然而自秦一統以來鄭州的地位遠遠比不上洛陽和開封這兩個鄰居。

如今陜西與山西之間的黃河以東地區在古代稱為“河東”，黃河以南的區域則稱為“河南”，太行山和東行的黃河之間夾住區域稱為“河內”，由此構成了中華文明發源的三河故地。現今河南省的核心區域就是古代的“河南”。盡管今天河南省北部也有一部分地區延伸到了黃河以北的古“河內”地區，不過洛陽、鄭州、開封等河南省的主要城市都分布于黃河以南。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版圖中古“河南”居天下之中。一個古代帝國選擇這里作為政令之所出可以保證各方面的消息差不多同時傳達，從而便于統治者及時統籌調控局勢。在這樣的中心地帶里相對更具有運輸潛力的城市就會自然而然成為政治和經濟中心。位于河南中部一線的洛陽、鄭州和開封都是不錯的選擇，而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三者中間的鄭州似乎應當有更大的地理優勢。

然而現實卻是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間鄭州的政治經濟地位一直比不上洛陽和開封。這與黃河這條中華文明的母親河息息相關：歷史上黃河的多次改道都對黃河以南的洛陽、鄭州、開封三城造成了深遠影響。在黃河沒南侵之前是經過今天的鶴壁、安陽西、濮陽進入華北。那時的鄭州距離黃河水道的距離相當遙遠，而淮河流域也在東南側太遠的地方，所以鄭州在當時的水上交通難以構成體系。

相比之下洛陽在當時的地利優勢則很明顯：洛陽盆地是第三階梯向第二階梯的突出部，控制著通向陜晉的主要通道。北臨黃河、東臨洛水的洛陽不僅水運交通便利，而且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作為天然的屏障。夏朝、商朝、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后晉等十三個王朝先后在洛陽建都或以洛陽為陪都。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然而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卻是向長江流域傾斜的：當秦始皇混一華夏之時如今的江南地區還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直到三國時期東吳政權才對江南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也就是從這時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區的發展基礎。五胡亂華時期黃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紛紛南遷，經過東晉、南朝的開發建設之后到隋朝統一南北時中國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

盡管在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但北方依然還是略占優勢。不過到了安史之亂前夕南北方之間人口比例已發展到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進一步導致中原人口的南遷，也就是在這時中國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至此帝國的經濟重心已全面轉移到江南地區，長安、洛陽的糧食已完全依靠江南的輸入。這時洛陽的劣勢開始逐漸顯露出來。

大約在唐末宋初中國的氣候開始變冷，游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隨著唐末戰亂、小冰期出現和降水線的南移使長安、洛陽這兩座中國歷史上的古都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自宋代以后再沒朝代建都于長安、洛陽。在經濟重心南移和氣候變冷的大背景下長安、洛陽距離越來越富庶的江南顯得有點遠，長安、洛陽要獲得南方的財力支持需要付出比開封和鄭州更多的轉運成本。

在長安、洛陽衰敗的同時位于汴河到黃河入口處的汴梁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朱溫以此為基地發展壯大，最終篡奪了大唐江山，建立了后梁王朝，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在這一時期汴梁取代長安成為新的政治中心，趙宋立國后承襲五代的政治遺產以汴梁（今河南開封）為都城。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前往西京洛陽祭祖后便在洛陽行宮住下，絲毫不打算返回東京汴梁。

隨行的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向趙匡胤進言道：”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若慮遷都，臣實未見其便。“這話說的直白些就是：東京汴梁縱有千般不是萬般不對，但畢竟得運河漕運之便——每年可以從江淮運入漕糧數百萬石，京師數十萬大軍就指著這個吃飯。陛下如果遷都，又從何處去弄這么多糧食？

宋朝以前洛陽曾是“秦隴之咽喉”，然而在經濟重心南移和氣候變冷的大背景下洛陽距離經濟富庶的江南地區已顯得有些遠了。宋朝連接中原東西方向的水陸道路是從揚州到開封，然后從開封到鄭州后進入潼關。連接中原南北方向的道路則以開封和鄭州形成了兩個交通節點。洛陽作為交通中心的地位已被開封和鄭州逐漸取代，不過這一時期開封顯然比鄭州更為強勢。

當時鄭州所在的線路只是輔線，而開封至北京的官道才是中原大地的“黃金線路”。況且開封又是北宋的都城，所以這時的鄭州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上都比不上開封。有4000余年建城史和建都史的開封被譽為八朝古都：先后有夏朝，戰國時的魏國，五代時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以及宋朝和金國相繼在此定都。 從蒙元明清到民國乃至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封一直是河南首府或省會。

開封相比河南其他城市在地勢相對平坦，所以更適合進行農業生產和工業設施布置，也能夠承載更多人口。然而開封的致命隱患就是黃河水患：開封相對的平坦地勢恰恰最容易受到黃河水患的沖擊。開封段的黃河長期以來一直是地上懸河的狀態：不僅在交通相對較難通行，而且嚴重威脅到了開封城的安全。 開封的城摞城遺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少有：開封低下因為黃河水患埋著七座城。

開封的城摞城遺址盡管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觀，然而這也充分見證了開封在歷史受黃河水患影響之大。不斷泛濫的黃河在歷史上多次給開封造成生命財產損失，而隨著開封的漕運河道被淤塞也使這座城市的運輸成本變得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黃河泥沙導致了開封附近肥沃的平原農地鹽堿化。唐宋時期開封得運河漕運之便，然而元代定都北京后大運河已改走山東。

黃河水患的影響、土壤鹽堿化、失去漕運便利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開封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到了清代康熙年間《杞縣志》記載：“昔之饒腴裕咸化堿鹵”。最終近代化的火車汽笛聲宣告了開封作為省城歷史的終結。在晚清時期的河南地圖上并沒一個叫鄭州的地方，那時這里還是一個名為鄭縣的小縣城。就是這個在當時的地圖上并不起眼的小縣城因為鐵路這一新生事物迎來了命運的轉機。

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上折建議修筑盧溝橋至漢口的盧漢鐵路。盧漢鐵路的具體線路是從保定、正定、磁州南下經安陽、新鄉、焦作等地，在滎澤口以上“擇黃河上游灘窄岸堅經流不改之處作橋以渡河”，過黃河以后則“由鄭州、許昌、信陽驛路以抵漢口”。1899年盧漢鐵路全面開工，1906年4月1日盧漢鐵路全線通車，隨后盧漢鐵路改稱京漢鐵路。小縣城鄭縣就此搭上了鐵路的春風，從而迎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

1908年汴洛線全線通車后兩大鐵路干線在鄭州交會，鄭州由此成為中國鐵路的“心臟”樞紐。鄭州的城市建設依托于發達的鐵路交通而蓬勃發展起來，從而得以迅速超越開封成為河南省第一城。鄭州借助鐵路優勢得以控制全國的棉花供應：當時關中棉區、晉南棉區、豫西靈寶、洛陽棉區、豫北新鄉安陽棉區的全部棉花在運向武漢、天津、上海、青島等終端市場前均需在鄭州打包后轉運。

棉花貿易成為了當時鄭州的支柱產業（一度占到全城產值的80%）。這么好的區位優勢當然不容錯過：商人們索性在鄭州開辦工廠就地把棉花紡成布匹衣物，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產業附加值。單在1932年鄭州全年就轉運輸出了近萬噸商貨。巨大的商業客流人流也助推了鄭州城日新月異的變化：在京漢鐵路通車之前鄭州火車站附近及其與鄭州老城之間的地區還是“青蔥無際之田園”。

然而到了抗戰前夕鄭州車站附近的大小商店已達到一千余家，全城的飯店已有七十多家，鬧市區的每條馬路都至少有五六家浴池。鄭州大同路上的“中國國貨公司”是民國時期中國北方的知名貿易公司。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工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十幾家知名銀行都在鄭州設有分支機構。這時的鄭州已成為民國北方商業版圖里耀眼的“大都會”。

1920年5月完全采用美國設備的豫豐紗廠在鄭州正式開工。不到兩年的時間就發展成了擁有5000多工人和五萬錠紗錠的大型企業，成為了民國北方棉紡業“首樹一幟”的強大品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鄭州本地的各項產業在棉紡業的帶動下進入了高速發展期：為棉紡業提供機器打包服務的“豫中”、“協和”、“大中”三大機器打包廠成了河南棉紡業的知名品牌。解放前的鄭州已是一座輕工紡織業完備的經濟強市。

鄭州在輕工紡織業方面的優勢使之在新中國成立后有了深厚的輕工業改造優勢。鄭州自1948年10月解放以后經過6年的快速發展已成為一座擁有50多萬人口的新興工業城市，同時也成為河南省的經濟中心和全國重點建設城市。“一五”計劃期間鄭州被確定為國家重要工業基地和中南區9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工業化的動力成為了鄭州取代開封成為河南省會的一個關鍵因素。

當時開封境內以農副產品資源為主，已探明的礦產資源相對缺乏，加之黃河水患的嚴重威脅，所以“一五”計劃時期開封并未被確定為國家重要工業基地和重點建設城市。省會的選擇一般會參考人文底蘊，不過人文底蘊絕不是確定省會的唯一標準，省會應當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作為八朝古都的開封盡管人文底蘊深厚，然而在經濟基礎上卻已被鄭州趕超。

當時正值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蓬勃發展的時期，所以具備更為雄厚工業基礎的鄭州比開封更適合作為省會。同時中央和河南省還考慮到要選一個最利于省領導機關有效領導全省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城市，而鄭州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位置使其和全省主要城市及廣大農村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這些是洛陽、開封這兩座古都所給不了的。鄭州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成為了河南的省會。

如今在很多人眼中鄭州是一座鐵路帶來的新興工業城市。鄭州取代開封成為河南省會往往被認為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但與此同時人們又認為鄭州是一座缺乏人文底蘊的城市。這種觀念其實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是完全正確的：鄭州在遠古的夏商直到春秋戰國時期也曾有過屬于自己的輝煌，然而在后來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鄭州已由一座古都蛻變成為了一座小縣城，所以今天人們往往很難在鄭州直觀感受到古都氣息。

鄭州之所以在2004年被列為第八大古都主要是由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所證實的，然而這些考古發現對普通人而言是無論如何不會像西安的大雁塔、洛陽的龍門石窟、北京的故宮一樣顯眼直觀的。事實上鄭州的崛起是大勢所趨：即使政治地位得不到確認，也遲早會成為集中河南資源的大城市。在1906年京漢鐵路通車以前已形成了兩條從黃河以北南下長江中游的陸上通道。

一條是延津縣至開封府，再經朱仙鎮、許昌等地南下至江漢平原的東線；另一條是由新鄉至鄭州，經新鄭、襄城、葉縣走南陽進入湖北境內的西線。東西兩線的關鍵節點分別是開封和鄭州。由此可見在京漢鐵路通車以前鄭州已具備交通樞紐的地位，不過那時鄭州的地位尚不及同樣也是樞紐的開封。鄭州得以最終崛起超越開封的確離不開鐵路的助力，那么當初京漢鐵路為什么沒走開封呢？

鐵路選址當然是希望地形越平坦越好，因為這可以減少翻山越嶺的成本。京漢鐵路籌建之初張之洞等人一度主張走開封線，然而開封附近黃河決堤太烈：歷史上共泛濫過84次的開封一帶是河南受災第二重的地區。從今天開封東北的蘭考到鄭州東側的中牟自宋朝以后就因水災太重而從未有過修橋的歷史。京漢鐵路的重要中繼點就是黃河大橋，所以鐵路走開封其實并不現實。

最終京漢鐵路改走經過鄭州的西線，后來修建的汴洛鐵路（隴海鐵路）又恰好在鄭州與京漢鐵路交匯。鄭州就這樣成為了中國東西向和南北向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匯點，也因此成為了河南省內的交通樞紐。隨著高鐵時代的到來使鄭州再次成為內陸交通中心。如今的鄭州不僅是中國的十字路口，也已開始成為世界的路口：2013年07月18日首趟鄭歐國際鐵路貨運班列開始運行，從而開啟了中國與歐洲的“新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