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瑋帶著無需隱藏的自信，笑著更正了來訪者提到的一處數據瑕疵：作為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CEO兼中國CEO，2017年，她會見的全球范圍內的企業CEO，不是300位，而是500位。“海外300，國內200，而且大多都是一對一的。”她繼續笑著補充道。

“精力充沛”對孫瑋來說，任何時候都算不上是“稱贊與恭維”，而只是基于事實的客觀描述。

從她的笑容中，也絲毫看不出“呼風喚雨”的架勢，盡管無論是華爾街還是中國資本市場，她都是舉足輕重甚至至關重要的人物。

她會與人討論一天的24小時中，除去8小時睡眠，剩下的16小時要如何度過。顯然，她對這16小時中自己能達到何種程度的“高效率”深有體會。她會毫不吝惜地與人分享她的“精力來源”：除了嚴格的時間管理，她還善于令自己處于“一種競技狀態”。

她說“我不覺得累”，這是一句無需懷疑的真誠表達，因為即便剛剛從倫敦回到北京，而第二天又要動身前往薩爾茨堡，孫瑋仍然神采奕奕。“人的大腦可以指導一切，而人的意志可以指導大腦。”她說。

今年6月，在倫敦，孫瑋原本有五個會議安排，只是她突然生病導致嗓子無法發聲。她坦言，當時也考慮過取消掉會議，不過有的會議對談者為了與她會面，已經專門修改了行程。孫瑋最后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完成了這五個會議。“吃了藥，聲音出來了，一個會都沒有少開，最后還加了一個。”孫瑋說。

作為恢復高考之后的第一批中國大學生，孫瑋在國內接受本科教育之后，決定出國留學。她用亮眼的成績書寫了自己的履歷表：在美國阿默斯特學院以優等生成績拿到碩士學位，又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成為法學博士，在紐約州成為執業律師，參與香港證券市場相關H股上市法規的起草，1998年加入摩根士丹利。

在中國，人們喜歡稱摩根士丹利為“大摩”。現在，這個世界頂級的金融服務機構正在慶祝其開展中國業務25周年。25年中，大摩在中國大陸的員工人數比1994年增加了100倍，從北京與上海的兩個辦事處發展到現今涵蓋證券、基金、商業銀行和私募業務的綜合平臺，為中國企業海外融資提供保薦和承銷，股權和債權融資達到5,000多億美元。這值得驕傲的成績中，孫瑋的貢獻毋庸置疑。

作為一名管理人，孫瑋要從戰略、公司治理，風險管理以及公司整個布局履行自己的責任，同時業務要保證發展，而且保證盈利。

除了這些基本的職能，孫瑋還樂于做得更多。

“我參加全球性的大會，去做演講。”孫瑋說，“因為我有幸對中國的市場有較深了解，并積累到了寶貴的行業經驗。這種通過思考和實踐之后得到‘升華’的認知，我希望和大家分享。”

她相信自己在中國資本市場上見過的“各種類型的挑戰”。

孫瑋直言，在外國人眼中，現在的中國和以前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她以摩根士丹利在中國的發展時段來舉例。“25年前，我們剛剛做中國業務的時候，外國人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神秘國度，東方睡獅’層面。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報紙上從來不缺少中國的消息，在摩根士丹利全球，很多外國同事也很了解中國。”孫瑋緊接著用“但是”來引出她真正要說的話：他的了解不一定那么全面細致，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在做從零開始的教育，而是要幫助他們更新和加深認知。

“幫助他們更加全面和及時地認識我們在中國的項目和業務，乃至中國的市場、戰略，還有中國的客戶。”孫瑋說。

孫瑋每天要做很多決定。“我們是一家美國公司，亞太總部在香港，在大陸的機構有的是美國，倫敦或香港業務條線的分公司，面對不同的監管者和法律框架，做出一個決定，必須同時考慮到很多相關的問題。”

在孫瑋的描述中，這些相關問題包括董事會是怎么樣的治理機構，它與股東的關系，與高管的關系，高管與員工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在法律上有非常詳細的界定，而在孫瑋的腦子里，就像一張無形的圖。

具備這樣的繪制無形的圖的能力，孫瑋將其歸功于自己在美國的受教育經歷。

她非常樂于回憶在美國的學習經歷。無論是阿默斯特學院，還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這是兩所從表面上看完全不同風格的學院，共同塑造了之后人們所認識的孫瑋。

阿默斯特學院像是啟蒙，讓孫瑋見識到“非常開闊的教育方式”。與中國國內教育不同，學生的選擇可以更多依憑興趣，而無須囿于與主課相關的窠臼。她感慨人在年輕的時候，需要有很多想象力，因為“想象力是今后創造力的一個來源，如果想象力在年輕的時候被扼殺，以后再讓它重新萌發出來，就不容易。”孫瑋覺得自己在阿默斯特學院得到的最好的啟示，就是“一下子覺得海闊天空，明白了什么叫做知識的海洋，始終處于一種很高興與很亢奮的狀態”。

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6月1日，孫瑋專程回學校參加畢業30周年紀念活動，除了想見見幾個差不多30年沒見過的老同學，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從心底欣賞美國的法學院教育。她半開玩笑地說：“因我為自己受益匪淺，我也曾‘求’我的三個兒子去讀法學院。”

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孫瑋沒有被教授法律條文，因為這些內容都是在計算機里可以一字不落地檢索出來，課堂上要教的是怎樣去了解和認識，進而徹底地領會美國的法律制度。

孫瑋至今還記得法學院那些性格各異的教授，在課堂上或聲色俱厲或和顏悅色，目的只有一個，讓這些學生“開悟”。

“考試的時候全是開卷。但因為考試涉及內容繁多，你基本不會有時間去翻書。”孫瑋解釋，“這就是給你很多信息量，最后考察你的一個能力，把這些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找出問題本質，能夠真正地分析問題。”

顯然，這項能力直到現在，孫瑋還在每天的工作中“用得太多”。

在紐約州獲得的律師執業資格之后，孫瑋進入奧睿律師事務所，一切看起來按部就班，只需要循規向前，直到有一天她從自己位于53街的辦公室窗子俯視紐約這座城的那一刻。

孫瑋決定搬去香港，開始承擔一份不一樣的責任。她進入香港證監會，1998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回到北京。

不可避免地，孫瑋的成就，在大多數人的敘述中，被描繪成一個充滿堅毅果敢特質與積極進取精神的職場成功學故事。這顯然并不能得到孫瑋本人的全面認同。盡管出于禮貌，她不會對這種源于中國傳統敘事方式的庸俗表達加以否認。但是顯然，相較于更容易令人心生敬意的“勤奮勇敢艱苦卓絕”，孫瑋更喜歡將“天時地利人和”視為自己每一次準確把握機遇，做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最優選擇的決定性關鍵詞。

孫瑋絕不諱言自己是“lucky”（幸運）的，甚至說起這個詞匯時，隱隱帶著一些自豪。因為即便她自己也知道，人生的樹上結出“幸運”的果子，絕不是憑空而來，必然需要精心與辛苦的勞作。

她仍舊記得父親當年要她記住的兩點：你很聰明很能干，所以你最大的問題是不能驕傲，因為驕兵必敗；以及千萬不能氣餒和放棄。“他說你要真正最后能把一條路走到底，就要永不后退，堅持向前。”孫瑋說。

《財富》（中文版）: 金融行業，或者說金融服務行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能讓你從1998年一直到現在都還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其中？

孫瑋：金融行業，我覺得它特點非常鮮明。金融行業工作，對從業者的意志、毅力、情商、智商，包括身體條件，方方面面的要求都很高。因為這個行業的特點就是不斷在變，而且有很多新的挑戰，同時競爭非常非常激烈。最重要的是這個行業積聚了很多非常有潛力、有能力，而且聰明能干的人。在這個行業中，我總是處于一種競技的狀態，在這個工作狀態里，不僅可以學到新的東西，而且可以挑戰自己，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這就是金融行業吸引我一直投入其中的原因。

《財富》（中文版）: 人不是萬能的，總會有一些確實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面對這樣的事情，你會怎么辦？

孫瑋：我們工作中的困難很多，我們都是人。你每天要做很多決定，如果不能夠及時果斷地去做一些決定，而是怕犯錯誤，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一個好的領導者，就要具備及時果斷做決定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犯了錯誤，關鍵是要從自己的錯誤中很快地學到經驗，吸取教訓，下一次可以規避。人在整個生活中要有一種很積極的態度，并不是說人的所有經歷都是正面的，沒有挫折，沒有困難，而是當出現困難與問題，別人沮喪的時候，你能不沮喪，而是非常積極地對待，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奮力直追。記得父親曾經對我說，人不可能不犯錯，但智者和愚人的區別就在于同樣的錯誤，智者只犯一次。

《財富》（中文版）: 你愿意在公開場合分享自己犯錯誤的經歷嗎？

孫瑋：我們這個行業，最起碼在摩根士丹利的文化里，大家是不能回避問題的，這是我們的慣例。我們星期一有一個例會，就要討論有哪些項目我們沒有拿到。摩根士丹利全球的企業文化就是客戶為先，根據業務發展的情況，高層定期拜訪客戶，也包括那些沒有接受我們的客戶。我們會到客戶那里去，跟他交流，為什么我們的團隊沒有被你選中？這些不僅是在談我們自己的錯誤或者不足，而是直接地面對客戶，追根問底，從一個錯誤、一個失誤、一個不足里吸取教訓。

《財富》（中文版）: 在談判中，你有哪些屬于自己的獨特的方法和技巧？

孫瑋：談判不能一概而論，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這是兩種不同的談判方式，也是個人風格。我是從上到下，從大的方向和大的目標開始談，然后再往細走。你會發現談判談不下來，實際上大的方面沒有太大問題，多數情況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成功地說服對方從這些細節的糾纏里跳出來。就是時不時地把小的問題放到大的原則里去檢驗一下，這個小的具體的問題到底重要不重要？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談判不是對和錯的問題，而是它重要不重要的問題。不會談判的人，最后就堅持“我是對的，你得承認我是對的，你是錯的”。談判是要找到一個共識。在雙方各自的利益區間，找到一個妥協點。（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