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昔陽縣走出了一位副總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我們回憶上個世紀在中國政壇身居高位的國家級領導人，陳永貴可謂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從他的衣著我們就能被他的樸實無華所征服，白毛巾扎頭，對襟棉襖襯托出中國農民的本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今天，我們懷念和贊美陳永貴的同時，應該把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和新時代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政治形象結合起來，看看哪些人已經脫離了應該保持的本色，是不是還能夠看出他原來的形象？恐怕少之又少了！
大寨，我去過多次，每一次都有特殊的感悟，那就是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始終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群眾形象，這才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的本色！
大道理
2024年7月17日17:58:11
山西人陳春梅，履新職！她曾著有《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
7月16日，據國家法官學院官網“學院領導”欄目更新信息顯示，陳春梅已任國家法官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公開資料顯示，陳春梅，女，漢族，1974年2月生，山西昔陽人，中共黨員。山西大學法學院憲法和行政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學位。
陳春梅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督查辦主任（期間，掛職任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黨務廉政專員，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長。
陳春梅著有《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等書。
注意到，陳春梅的爺爺是陳永貴（1914年-1986年3月26日），山西昔陽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陳永貴先后擔任大寨村生產委員、黨支部書記、農業社主任、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中共昔陽縣委候補委員等。陳永貴先后被評為縣、地區和全國勞動模范。
在擔任大寨村書記后，陳永貴為了解決大寨村水土流失嚴重等問題，他想出兩個解決方案。針對水土流失問題，他們得多種樹；對于旱澇災害，需要挖塘。這樣雨季能存水，不會擔心洪澇，旱季引水灌溉，避免了旱災。
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全村男女老少齊上陣，沒多長時間就完成了種樹挖塘的任務。從那之后，大寨村的糧食產量再創新高，不僅給國家交了足量的公糧，還做到了家家有余糧。
大寨村在陳永貴的帶領下逐漸擺脫了貧窮，當時作家趙樹理來大寨村采訪陳永貴，并寫了好幾篇文章使得大寨村和陳永貴名震全國。
1964年，毛主席來山西視察，他向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打聽陳永貴的情況。陶魯笳向毛主席詳細匯報了陳永貴的事跡。之后陳永貴受邀到北京做演講，分享他治理大寨的經驗。
1967年開始，陳永貴先后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書記，中共山西省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
1975年，陳永貴再次去北京參加會議，周總理告知他，黨組織決定任命他為國務院副總理，統籌全國的農業工作，把大寨精神傳播到每個農村。1975年—1980年期間，陳永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了他關于解除其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1983年，陳永貴受邀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臨終前，陳永貴告訴妻子：“我的所有積蓄一共8000塊，全部交給黨。”他的第二任妻子宋玉林哭著說：“明亮還在上學，得給他留點學費啊！”最終陳永貴改了遺囑，給小兒子陳明亮留下3000元學費，剩下的5000全部作為黨費上交給黨組織。
陳永貴三子合影
在家庭生活方面，陳永貴一生之中曾有兩段婚姻，與兩任妻子共同養育了四個子女。
陳永貴的第一任妻子是李虎妮，二人育有一子名為陳明珠（1943年生），陳春梅便是大兒子陳明珠之女。陳明珠大學畢業后，選擇就職于家鄉的政府部門，曾任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二十余年，并到齡退休。
陳永貴的第二任妻子是宋玉林，二人育有一子名為陳明亮。
宋玉林在第一段婚姻中與前夫王金魁育有一子后來改姓陳，名為陳明善，在陳永貴家中排行老二。陳明善長大后選擇入伍參軍，離開部隊后轉業進入昔陽縣拖拉機廠，拖拉機廠倒閉后，陳明善進入昔陽縣電力局工作 。
與父兄不同，陳明亮選擇了下海經商。陳明亮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如今的首都師范大學），曾去澳洲進修工商管理，之后正式投入貿易行業。2008年還曾被選為太原新晉商聯盟副主席，曾任重慶晉商會會長。盡管事業成功，陳明亮從未忘記父親的教誨，他在一次家族聚會上說:“雖然我選擇了商業，但我從未忘記，正直和誠實是商業最寶貴的資本。
此外，陳永貴還有一個養女名叫陳明花。陳明花參加工作后進入昔陽縣公安局工作，主要管理公安局的檔案，她的丈夫也是普通的職工。
陳春梅的爸爸繼承了陳永貴的優良品質，本來可以擁有很好的工作，以及北京戶口，但是他拒絕了。陳春梅出生在農村老家，在這里成長、讀書、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大學、攻下博士學位。畢業后從基層干起，一直到現在的位置，可以說，她是農民子女勵志的榜樣。在陳春梅老家，她已經成為孩子們眼中的“名片”，她的經歷，正激勵著無數農村孩子，勇敢追逐夢想！
陳春梅，這位才華橫溢的女性，繼承了爺爺的家族精神。她的成長過程，是一個對知識的強烈渴望和家庭教育的重視。她的才華不僅在學校里得到展現，更在法律領域中大放異彩。
法律界的璀璨明星
陳春梅在法律領域的成就令人矚目。她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有著深入的探討，更在法律實踐中展現了卓越的能力。她的工作得到了同事和領導的高度評價，為中國法治進程做出了積極貢獻。
家風的傳承與低調的生活態度
陳春梅深知爺爺陳永貴一生的勤勉和樸素，因此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力求簡單和務實。她的低調生活態度，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得到了體現。
退隱于市的家族精神
1980年，陳永貴選擇了回歸平凡的生活，他的后代們也繼承了他的精神。陳春梅作為陳家第三代的代表，在法學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她始終保持低調，很少有關于她的新聞。
陳永貴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而他的孫女陳春梅則以其才華橫溢的表現，成為家族的驕傲。他們的故事不僅展現了個人奮斗的力量，也彰顯了家風的傳承。在時代的洪流中，他們譜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篇章。
我的爺爺陳永貴
陳春梅
上個世紀60年代，陳永貴帶領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大寨精神。之后，他從虎頭山走進中南海，從一個農民到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卻堅持在地里勞動，不拿國家工資……他的人生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最近，現在最高人民法院任法官的陳永貴孫女陳春梅，提筆撰寫了有關她的爺爺的鮮為人知的經歷和細節。
大寨精神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災八難”年，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時的澇災，大寨被蹂躪得泥濘不堪，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但大寨人憑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靠著打滿補丁的雙肩和長滿老繭的鐵手發展生產，重建家園。陳永貴樂觀地給大家鼓氣：“山是人開的，房是人蓋的，有了人就甚也不怕，一切都會有的!”
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了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當年年底，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社員們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新房。爺爺繞著一排排火車廂一樣的新居轉了好幾圈，高興地說：“過去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不就成了嗎!”賈根元老漢坐在新窯洞里，看著明晃晃的電燈，聽著喇叭說唱，心里樂開了花，對老伴說：“永貴說得對，咱看到社會主義啦!”
他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
趙樹理說：“他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卻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大寨人戰勝天災的事跡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學大寨的高潮。爺爺在省農業勞模大會上介紹了大寨的經驗。這一次他不僅向人們介紹了大寨人戰天斗地的過程，更向與會人員展示了他絕佳的口才。他的講話在全省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聽了情緒激昂，紛紛傳誦。
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講話后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后非常動情地說：“大寨遭了這么大災，卻不要國家的錢，難能可貴!像大寨人這種干勁，這種戰天斗地的毅力，在當代中國少見。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復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登上人民大會堂講臺
1964年1月19日，應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大邀請，爺爺登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臺。一萬多名黨政軍干部盯著他，他卻從容不迫，毫不靦腆。他不看講稿，用那獨特的充滿太行山鄉土氣息的話，講了整整4個小時。他講合作化，三戰狼窩掌，多繳愛國糧，講搶險抗災，“三不要、三不少”和白天治坡、晚上治窩……大寨建設史被他講得活靈活現。人們盯著這位頭上裹著白毛巾的大隊書記，興奮地聽著他簡潔深刻、形象生動的順口溜和條理分明、邏輯性強、充滿哲理的話，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并配發了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題為《大寨之路》的長篇通訊，吹響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角。
1964年3月，毛澤東南巡。他召集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等人到停在邯鄲的專列上匯報工作。陶魯笳把大寨的情況向毛澤東詳細作了匯報，他說：“我一直在農村，見過的農民不少，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杰出的農民。”
毛澤東感興趣地聽著。陶魯笳匯報了大寨的評工記分制度，又匯報了陳永貴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的做法。毛澤東聽到這里，饒有興趣地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說：“他42歲掃了盲，今年50歲了，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毛澤東用肯定和贊賞的語氣說：“陳永貴識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會見后，毛澤東繼續南巡。每到一處，毛澤東就講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講陳永貴帶頭勞動、不搞特殊、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說農業要過關，沒有大寨精神不行呀!
毛澤東說：“永貴好！”
1964年12月，爺爺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隨著大家一起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后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來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周恩來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爺爺高興地隨周恩來一同走去，到了休息室，只見朱德委員長已經先到了，應邀而來的還有曾志、彭真、羅瑞卿和余秋里等同志。不一會兒，毛澤東面帶笑容健步走進來，微笑著一一與大家握手。
毛澤東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永貴好啊!”宴會開始后，毛澤東舉杯風趣地說：“今天不是祝壽，而是我用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這里有工人、農民、科學家、解放軍，不光是吃飯，還要談話嘛!”
席間，毛澤東見爺爺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毛澤東知道爺爺已50歲，于是風趣地說：“噢，五十知天命嘍!搞出一個大寨來很好。”宴會結束后，爺爺沉浸在幸福和激動之中，脫口吟詩一首：“下山容易上山難，上得山來景更寬。莫說此山無人到，更有高峰在前邊。”
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版面登載了毛澤東和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爺爺被請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拉著他的手問候道：“永貴好!永貴好!”在那個年代，這句問候成了領袖的最高指示。各大報紙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貴好!永貴好!”一些報紙把它套紅印在了報眉上。
“你要有所準備 ”
周總理說：“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
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爺爺的官職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從大寨黨支部書記，到同時兼任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爺爺在昔陽上臺執政，一出手就干了兩件別人不敢干的事：一是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為群眾免掉糧食債。他在昔陽樹立了很高的權威，有他坐鎮，誰也不敢亂來。別處文攻武衛白熱化，惟有昔陽生產建設遍地開花。他主政昔陽12年，執掌大寨21年，踏踏實實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實事。
1975年1月，爺爺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后回到醫院，通知他馬上去一趟。周恩來一見爺爺，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爺爺聽后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
周恩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周恩來還給他講了很多道理：從古至今，從外國到中國，人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群眾中涌現的。就在這次會議上，爺爺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根據中央安排，爺爺住在釣魚臺三號樓。有了中央首長的身份，他外出時總是里三層外三層地被保護起來。他覺得很難接近群眾，便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釣魚臺并實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昔陽蹲點，三分之一時間在全國跑，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可以充分發揮他的長處，為中央提供一些基層情況。
毛澤東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會調查，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所有的政治局委員，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永貴，搬出釣魚臺，這很好。釣魚臺無魚可釣嘛!”
“大寨是我的根”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來”
爺爺深深地愛戀著大寨，在虎頭山上，他跟大家說：“我死后就埋在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遠些。”人們說：“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寶山哩，哪能再回來?”他卻說：“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來的。”
爺爺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按規定他是可以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也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糧，掙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慮到他經常到外地開會，光靠工分不夠花，因此每月補助他100元。后來國務院考慮到他身為副總理，決定每天補助他1.2元。他接受了國務院的這點補助，同時卻把大寨給他每天1.5元的工分錢退掉了。從此，他的生活費便是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爺爺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爺爺卸任之后，國家按照正式職工的標準，給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
晚年生活平實隨意
爺爺的晚年生活是平實的，隨意的，快樂的。他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來，先和奶奶一起為讀書的小兒子和孫子做好早飯，細心地放在熱水鍋里保溫，等孩子們睡醒后吃。然后從12層步行下樓梯，走過三里河的林蔭小道，到釣魚臺附近河邊散步。看到別人打太極拳，他也比劃幾下。覺得不好打，于是就舉起雙手、叉開雙腿，擺起了刨地的架勢，自創了一套招式，取名“莊稼拳”。
1985年1月，爺爺突然感到頭痛、渾身乏力，爸爸陪爺爺去了北京醫院。檢查后，醫生悄悄地告訴我父親：“他患的是肺癌，已經是晚期了。”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的心情很坦然。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梁便良、賈承讓、賈來恒、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都接到北京，和他見上最后一面。爺爺望著自己昔日的伙伴們，費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他囑咐說：“我一沒有為個人，二沒有為孩子們，我一心一意為國家為集體……”
摘自《我的爺爺陳永貴》陳春梅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