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6月18日至19日，經中美雙方商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開啟任內首次訪華之旅。他也是2018年10月以來訪華的美國最高級別官員。中美關系的發展目前面臨困境，顯示美國沒有做好接受中國發展起來的準備，其政策還需要不斷調整。盡管姍姍來遲，但是布林肯的到訪，畢竟為中美恢復對話打開一扇門。

與他的前任相比，布林肯訪華可謂一波三折，凸顯目前中美關系處于低谷之中。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當年2月首次出訪，就選擇亞洲，而中國是她的第四站。希拉里此舉凸顯當時美國戰略界對亞洲乃至中國的重視。當時希拉里表示，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中國是至關重要的國家；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在過去30年發展了良好的建設性合作關系；在應對全球金融海嘯、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中美都有很大合作空間。14年后，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顯著上升，然而，中美關系卻走向另一個戰略十字路口。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對華戰略轉向全面遏制與打壓，雙方之間合作空間仍然存在，但是合作基礎已經蕩然無存。

事實上，布林肯本人就是美國對華戰略轉變的直接見證者和參與者。布林肯是民主黨陣營中的“外交老兵”。在奧巴馬時期，他先后擔任時任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并在2015年至2017年間擔任副國務卿。實際上，也就是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味已經顯現。到2016年前后的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時期，非理性的對華強硬成為戰略界一邊倒的聲音，而對話與合作被稱為對華“叩頭”和“軟弱”乃至“政治不正確”，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就此成為歷史。

單就布林肯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觀而言，雖然他的主張基本上屬于民主黨傳統的自由主義外交路線，但在對華關系中“競爭”的因素非常突出。在他就任國務卿之前，曾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闡述自己的對華政策主張。他的主張有四點：其一，過去35年中國實力日漸強大，并將逐漸取代美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二，特朗普時期疏離盟友，給中國崛起造成可乘之機，美國必須重新擁抱盟友；其三，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退出外交”，讓中國有機會在諸多國際多邊機制中擴大影響力；其四，美國“價值觀外交”的沒落，也讓中國在若干問題上變得日益“咄咄逼人”。因此，他建議對華政策，一要增強自身實力；二要重建與盟友的關系；三要重啟“價值觀外交”；四是在防擴散、公共衛生和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要與中國加強合作。

然而，從過去兩年半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來看，盡管布林肯主張的大方向得到落實，但是其政策目標卻極大地被異化為遏制和打壓中國，或者說對華“新冷戰”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兩大原因：一是美國國內政治環境的惡化，迫使拜登政府不能也不敢作出任何與中國接觸和對話的姿態。同時，民主黨政府也從特朗普時期的“極限施壓”中看到有利可圖，妄想“蕭規曹隨”、延續這種非理性的極端政策，從而維護美國搖搖欲墜的霸權地位。二是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對于美國軍事和安全政策的操弄。顯而易見，美國的軍火商在烏克蘭危機中賺得盆滿缽滿，而炒作“中國軍事威脅”、將中國臺灣比作“下一個烏克蘭”恰恰能夠加劇“印太”地區的軍備競賽，從而擴大美國在當地的武器銷售。美國在國際上販賣恐懼、制造對立和沖突，國內民眾無能為力。因為改變這些極端的政策需要換總統，但是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大金主在這件事情上更有發言權。對軍工復合體而言，出口堅船利炮更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

由此，布林肯到訪前美國國務院對他此行可能取得的成果降低預期，也就情有可原。換言之，此訪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美兩國劍拔弩張的緊張態勢，但只要兩國之間敵意未消，雙方桌上相談甚歡、桌下車馬對峙的局面就不會改變。事實上，就在布林肯訪華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連續走訪印度和日本，以協調立場“應對中國挑戰”。之前美國對華“脫鉤”政策因遭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反對而改為“去風險”，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還是“換湯不換藥”。

據說，布林肯來華主要談：一是管控競爭、防止沖突；二是美國關切的地區和全球問題；三是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穩定宏觀經濟和毒品走私。但是，如果美國還是抱著“我想談就談”的態度，只希望中國配合美國，而不愿照顧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那么，布林肯還是打錯了算盤。美國必須要學會和一個成長起來的中國打交道。